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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绍伟:罗默《宏观经济学困境》一文经济学家的常见病分析
  • 日期:2019-10-06   点击: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字体:[ ]

  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所撰写的《宏观经济学困境》(Romer, 2016)一文,把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学的批评和不满引向了一个高潮,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比他的获奖论文更广为人知的争议之作。本文通过分析该文以及相关文献存在的问题而进一步指出:罗默以及很多类似的对经济学的批评都是一种基本理论概念或基本理论分类的模糊导致的对经济学的错误责难。

  按笔者的理解,一般所说的理论,包括假想描绘、分类归纳、假说猜想、因果学说、规范论说等五类。理论是人类在观察思考、寻找规律、确定行动准则时,以实证逻辑、现实经验和拟经验的方法,对自然或社会存在所做出的状态想象、概念整理、推测猜想、认知解释和价值倡导。如此理解下的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即“理论三分法”):参照型理论、解释型理论、政策型理论。

  相对而言,参照型理论是对假想条件下或特定假设下的经济问题进行文字或数理分析的理论学说(如内生增长理论);解释型理论是对非假想或有较少特定假设的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因果分析的理论学说(如行为经济学);政策型理论是在特定参照型或解释型理论的基础上对现实经济提出具体政策主张的理论学说(如发展经济学)。参照型理论与解释型理论的区别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在相对现实性上的区别,更具现实性的理论就是更趋向于解释型的理论。可是,基本理论概念或基本理论分类的模糊往往会导致出现以下三种错误:一是用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A型错误”);二是把参照型理论或现象的描述归纳装扮成了解释型理论(“B型错误”);三是把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夸大成以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C型错误”)。《宏观经济学困境》一文的失误正是这里所说的三种类型的错误,而罗默自己的相关理论也包含着类似的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的三种类型和三种错误是包含个人理解的自创概念,这个视角能否成立还有待学界进行具体的切磋,本文只能算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另外,关于罗默文章中对宏观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批评已经有文章做出了较详细的分析(陈彦斌、陈惟,2017)。该文认为宏观模型并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宏观经济学也并未遭遇罗默所说的麻烦。由于问题已经清楚,故本文将不再重复这个讨论,而是在概括介绍之后把重点放在宏观模型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上。

  本文从“理论三分法”的视角去分析宏观模型与现实脱节的原因,认为与现实脱节正是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学向解释型理论发展的必要基础和起点。“理论三分法”视角的必要性和价值在于:只有清晰区分不同类型的理论,才能看准不同模型的性质、优势和局限,才能避免对经济学整体理论构成的误读和无端批评,也才能更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在强调理论模型的逻辑基础的前提下更多地把参照型理论引向解释型理论。本文对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和其他四个理论案例的分析还表明,“理论三分法”本身特别简单,可它对澄清经济学的某些混乱、推动参照型理论向解释型理论的发展却起到了令人意外的作用,因为对理论分类的敏感,强化了对现实条件和逻辑基础的更深入探究。

  本文的论述将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罗默对宏观经济学及相关权威的批评;第二部分分析罗默的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激情以及他误读宏观经济学现状的原因;第三部分用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为例,分析他对他人的批评如何反过来击中自己的理论;第四部分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假设的现实性、需求定律、效用最大化、经济理性),进一步阐述理论概念模糊导致的对经济学的无端责难;第五部分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人类进行理论探索的两种方式,总结全文关于理论逻辑基础和分类基础的核心观点。

  罗默《宏观经济学困境》一文的核心论点是:“在过去30多年中,宏观经济学发生了倒退。如今,宏观经济学对识别问题的处理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更值得信任,但它却因为更加不透明而逃避了质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忽略了明显的事实,假装不知道诸如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引起经济衰退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的模型把宏观变量的波动归因于假想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不受任何个人行为的影响。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物理学中的弦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中的一种一般的失败模式——当对德高望重的领导者的尊重演变成对权威的顺从,当这种顺从取代了客观事实在科学真理中的最终决定性地位时,这种失败模式就会发生”(Romer,2016)。

  罗默把宏观经济学“忽略了明显的事实”和“归因于假想的原因”看成是“对权威的顺从”所导致的“倒退”。可实际上,不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忽略明显的事实”和“归因于假想的原因”一直就是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本质规定,是罗默以及许多类似批评者在基本理论概念和分类上的模糊才最终出现了这个误读。

  如本文开篇所述,经济学理论包含了参照型理论、解释型理论、政策型理论三种类型。但是,这个本质性的分类似乎很少被清晰地加以表述和传授,以至于人们对经济学最常见的不满和批评其实不过是他们“用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的结果(“A型错误”)。而参照型理论之所以说是必要的,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理论模型(文字模型、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去完全把握复杂的现实,模拟现实的理论模型必然包含必要的简化和虚设;对复杂现实的进一步把握也只有在此基础上通过放宽假设和逐步向解释型理论靠近才可能实现。

  罗默用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利率、通胀率与失业率等相关事实批评了“货币政策并不重要”的观点,批评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用虚构的技术冲击而不是人们的实际行为去解释宏观变量的波动,还批评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用更多的虚构冲击和粘性价格去发展或打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

  罗默总结说:“所有模型都是假的这一论断似乎已经被普遍用作一种理由来抛弃那些与流行模型不相符合的事实。这些来自方法论的托词,这些无法令人信服的对事实的抛弃,反映出模型对真理不置可否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使得这些模型应该得到它们自己的标签。我给它们起名叫作后真实模型。当模型中变量的数量增加时,模型识别问题将会更为糟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在决定出现什么结果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计量经济学家可以去搜寻一些先验分布施加给看似次要的参数上,以找到那些给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参数带来预料结果的先验分布”(Romer,2016)。

  罗默还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的“失败”:“当有些人受自身利益驱动时,对科学的威胁就产生了。人们总是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如果科学要求它的参与者是无私的圣人,那它永远也不会存在。就像市场一样,科学是一个使用竞争把个人私利导向集体利益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在科学中的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容易出现互相勾结。卢卡斯、普利斯科特和萨金特推动了后线年以前,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当这些贡献引起可能是讽刺的、蔑视的、过了头的批评时,他们就都躲到了洞里”。

  总之,罗默的批评集中在主流宏观模型忽略明显的事实(货币政策的作用)、迷恋超现实的外生冲击(非现实假设)、随意对待参数识别或取值、夸大宏观模型的作用(“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顺从权威意见并相互纵容等五个方面。

  罗默(Romer,2016)的以下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忽略了明显的事实”,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错误地认为“货币政策并不重要”,科学无法“要求它的参与者是无私的圣人”,科学界的成员们应该“培养的是一切都不是神圣的和权威应该永远受到挑战的信念”,冷漠的容忍比起坚定地维护“一个明显的错误对科学更具有腐蚀性”。遗憾的是,这些看法正确得太普通、太常识化了,而我们更关心的其实是一些更有技术含量的观点及其说服力。

  当罗默说“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Romer,2016)时,他确实显得形象高大。但是,罗默在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上的正确,却不幸扭曲了宏观经济学权威所犯错误的性质。所谓常识主义,是指只考虑理论逻辑与现实的表面对接,而不考虑理论类型的性质、理论传统(特别是新古典参照型理论传统)的惯性以及理论与现实对接背后的政治文化作用。所谓道德主义,是指过分强调利益追求压倒真理追求所包含的败德的一面,而忽视了理论模型的细节选择,也包含着认知局限甚至是价值偏向和理论传统可能限制认知深度的另一面。

  宏观经济学权威及其追随者的主要错误,其实不在于忽略了明显的事实或迷恋超现实的外生冲击,也不在于随意对待参数识别或取值及夸大宏观模型的作用,甚至也不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利益而相互包庇,他们真正的错误是:当宏观经济学家们因为现实的复杂而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参照型理论的范围时,他们的自我设限会形成一种忽略明显事实的“参照型思维惯性”。有时,这种思维惯性会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会误以为自己的参照型理论已经是有效的解释型理论或政策型理论的基础。

  也就是说,罗默误以为宏观经济学家们犯了常识错误和道德错误,可他这个看法本身却是因为理论概念模糊导致的“用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的“A型错误”;而宏观经济学家们犯的错误其实是“把参照型理论装扮成一种解释型理论”以及“把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夸大成以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的“B型错误”和“C型错误”。不幸的是,罗默的基本概念模糊也使人们可以反过来考虑他自己是否也会犯“B型错误”和“C型错误”,即考虑罗默自己的理论是否已经成为解释型理论而可以避免参照型理论那些挨批评的局限。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参照型理论的局限该不该批评?批评者自己是否已经摆脱这些局限而更有批评他人的资格?批评者也有类似局限是否将陷入“批人批自己”的困境?对宏观经济学的不满应该是一种对常识错误和道德错误的不满,还是一种对参照型理论太多而解释型理论太少的不满?

  罗默看不到问题所在,恰恰说明他自己很可能也大有问题。罗默在该文里提到卢卡斯的自相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默说:“当卢卡斯和萨金特(1979)写道任何人如果声称具有给出定量经济政策建议的能力,那么就必须解决时间序列的结构模型中的识别问题时,他们使用任何人这个词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得到拒绝回答识别问题的通行证。卢卡斯(Lucas,2003)提出了一个事实论断,其错误更严重:我此次讲座的论点是,宏观经济学在这个原始意义上已经成功了,即它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所有实践中的目标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事实上已经解决很多年了”。

  为什么说罗默批评卢卡斯自相矛盾本身大有问题呢?因为,卢卡斯清楚地知道,“结构模型中的识别问题”会限制“定量经济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但“宏观模型依赖于并不可信的识别假设”却是这类模型所反映的参照型理论的必要局限,正是这种局限以及对此的不敏感才导致了卢卡斯等在看待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时显得犹豫不决甚至前后矛盾。即是说:在参照意义的模型范围内,卢卡斯不太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性(2003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讲演);而在理解现实的模型范围外,卢卡斯又不得不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关键在于,这不是一种常识所理解的“夸大自己宏观模型作用”而自相矛盾的错误(罗默所批评的常识错误),而是一种因为局限于参照型理论又夸大了参照型理论而自相矛盾的错误(“C型错误”)。

  当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经济稳定导致卢卡斯自我膨胀地宣称“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Lucas,2003)时,卢卡斯所犯的错误就是他“夸大参照型理论作用”的错误,不是罗默所批评的“维护自己宏观模型局限”而自相矛盾的错误。“夸大参照型理论作用”的结果当然是“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很快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证伪。

  同样重要的是,卢卡斯等的模型不太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包括货币主义者)没有发展出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模型;而即便强调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的模型就能摆脱参照型理论的特征(包括涉及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的重大区别),从而能完全解释现实中的宏观经济波动。例如,在解释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上,货币主义的模型就不如费雪的“债务-通缩论”更有说服力。

  这里要说明的是:(1)参照型理论与解释型理论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多数理论模型往往因为明确或暗含的非现实假设(包括文字模型或数理模型的前提假设、计量模型确定参数的选项假设和参数识别的数值假设)而仅仅是参照性质的,我们只能把其中最具有解释力的看成是解释型理论或更偏向解释型的理论。(2)即便是非常成功的解释型理论,也不意味着现实的经济政策选择一定能按照这种解释型理论来操作,因为有效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决策背后的公共选择过程则完全可能是另一回事。(3)短期经济波动的原因同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样复杂,不管是货币还是信贷都无法单一解释,即便是把货币或信贷当成主次原因中的主因也无法揭示现实的全貌,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可能急需确立一种“要素边际推移”的新观念(参见下节的进一步分析)。

  本节的要点是:参照型理论必然有局限,夸大参照型理论不行,把夸大参照型理论当成夸大某些具体理论也不对。罗默对主流宏观模型依赖外生技术冲击的批评自然让人联想到其把技术创新引入宏观分析的“内生增长理论”,尽管前者涉及的是短期波动,后者涉及的是长期增长。因此,下一节要分析的是,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后续的“制度决定论”的局限正是他对他人的批评会反过来击中自身的明证。

  那么,为什么说“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也像卢卡斯等的理论一样都只是有局限的参照型理论?这种局限对罗默的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观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变化是市场激励的内生结果,技术具有近似于可重复共享而不受损和不增加成本的非争夺性质。新知识具有无限性和外部性,运用知识的边际生产力递增,但知识本身的边际收益递减,故政府鼓励知识生产的政策是必要的。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更重要,有溢出效应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别增长存在差异,大国具有规模效应,参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为《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经济增长”词条中,罗默把经济增长类比成烹饪,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更好的食谱,不只是更多的烹饪。但是,新制度主义的“诺思诘问”却几乎完全否定了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诺思诘问”说的是,如果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说的那样,资本、劳动、知识、教育、技术、创新等等都很重要,那为什么有些地方能有这些要素而有些地方却不能有呢?

  显然,“内生增长理论”只是一种存在非现实假设的参照型理论,因为它假设制度是增长原因分析中可以忽略的。可在诺思的“制度决定论”看来,问题不是更好的食谱,而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能有好的菜谱和烹饪技术,而有些地方却不能。这个问题的存在自然意味着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也同样包含了“忽略明显事实”,因而也包含了适用范围有限的某些非现实假设。实际上,“诺思诘问”击中了包括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在内的所有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要害:这些理论只考虑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不考虑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诺思看来,资本、劳动、知识、教育、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等等的增加,本身就是增长而不是增长的原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说的是增长的来源,可现实需要知道的是增长的根源。

  这就是说,同新古典传统的其他理论一样,“内生增长理论”也是一种罗默在批评宏观经济学时所说的“忽略了明显事实”的参照型理论,它也存在罗默所挖苦的“假设A假设B等等,所以我们证明了P为真,那么这个模型就被识别了”的类似问题。即便罗默把外生技术冲击内生化了,也还是不可能解决“忽略了明显事实”的问题。这当然是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本质规定,也是罗默无形中所落入的自设困境。可是,“忽略了明显事实”的参照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是迈向知识完整性和有效政府政策的必要起点和参照。所以,罗默要拒绝的是用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的思维,是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摆脱了参照型局限的幻觉。

  这当然也反过来表明,他所批评的那些宏观经济模型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不堪。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V.V.Chari曾批评罗默对宏观经济模型只会破坏而没有建设,罗默的反应是:“我在说车坏了,而别人却说,罗默是个坏蛋,因为他修不了车”。罗默心中也许有一种对知识完整性和政府政策有效性的追求,但他对这个评论的反应表明的只是一种无言以对。虽然,相互批评总是必要的,但问题却在于能否在此基础上拿出更好的替代性理论。

  罗默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所以他后来转向了诺思等所倡导的“制度决定论”,认为更好的食谱只能出现在有更好制度的地方。罗默在《新卡尔多事实》一文里开始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一个考虑到创意的模型显示,制度比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的更复杂、更重要。一个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设计最优制度以支持非竞争性创意的生产和分配。像公共教育和大学一样,制度对理解人力资本的增加也相当重要。制度本身也是创意——它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发明,人们追寻更好制度的努力从不曾停止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有望建立一个制度演进的简单模型。将这样的模型与本文所概括的研究增长的统一方法相结合,一定会形成一个宏大统一的经济学理论”。而罗默在《全球化的哪些部分对追赶型增长是重要的》一文里甚至提出:“如果元制度(即改变制度的制度)的创新能使人们更容易地将现有制度转变成在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作的制度,那么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创新”。

  罗默还因此大张旗鼓地推介他的“宪章城市”实验,认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推行西方人治理的方式来实现经济起飞。不管这是一种旧殖民主义模式的复制还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实验,罗默从2009年开始就开始推销这个计划。可是,2011年初在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展开的“宪章城市”实验,不到两年,就因为洪都拉斯当局在具体运作上对罗默及其专家顾问团队的不透明而告终。

  罗默似乎未能认识到,“制度决定论”确实使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从参照型理论向解释型理论迈进了一步,可“忽略明显事实”的问题还是未被解决,“制度决定论”仍然可能只是对文化有非现实假设的参照型理论。其实,“宪章城市”实验的制度主义理论依据离真正能说明经济增长的解释型理论还有一定距离,离能指导经济起飞的政策型理论也还相当遥远,其中被“忽略了的明显事实”是:制度与具体制度运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的“制度决定论”本质上只是一种忽视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运行特征和公共选择特征的理论。

  不管理想状态的“制度决定论”如何,罗默版本的“制度决定论”的盲点在于:制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在具体运行环境下的有效程度,制度的具体运行环境因此至少与制度一样重要。制度的运行在文化偏向上是非中性的,制度的运行在利益偏向上也是非中性的,这是制度的文化运行特征和公共选择特征的含义。即是说,不是因为制度在西方国家能有效运行并推动了增长就证明制度重要,而是因为特定制度在特定文化下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才证明了制度重要。马会开2019年开奖结果,罗默那种未把文化纳入分析的抽象制度和元制度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特定的政治人物和政策有可能推动文化的变迁,但核心文化规则往往是最难改变的。

  问题还在于,经济增长是政治依赖的,而政治目的则是多元或非唯一为增长的。罗默喜欢拿中国的经济特区与“宪章城市”进行类比,这显示了他似乎不知道具体政治情景下的公共选择为何物。因为,将洪都拉斯的“现有制度转变成在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作的制度”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工程问题。经济增长其实并不单单是在有利于增长的特定制度文化推动下的一种结果,而更主要的是特定制度文化中的各社会主体在寻求自我分配优势的政治博弈后还能碰巧推动增长的一种附带性结果。

  罗默的“宪章城市”实验不仅涉及对制度、文化和公共选择的认识,还涉及一个经济学家对理想参照、理论解释与政策主张之间界线的敏感程度。经济学家确实可以对改造世界起作用,但经济学家的这个作用也是有严格条件的。对这些严格条件的关切往往使一些经济学家更注重于解释世界;而另一些更热衷于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可能因此把更注重于解释世界误读为“学不致用”,并因此在没学透彻的情况下就匆忙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之中。知行合一固然可贵,但知不透则行不果。在这个意义上,罗默“宪章城市”实验的失败不仅是他的增长理论的失败,而且也是他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认知的失败,即他的失败表现在,绕过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解释型理论而从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直接进入政策型理论。

  一个有诺奖级创意理论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提出如此行不通的创意呢?那可能是因为,新古典主义和有强烈新古典色彩的制度主义增长理论的潜意识里都以为,只要有了一个充满公式和模型的菜谱就能够西式机械化地烹饪出一道道美味佳肴。遗憾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读就如同青春期的恋人对所爱对象那样充满了自我幻觉。新古典增长理论逻辑上是一种可以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社会工程学,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才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了可以不顾公共选择背景的社会工程师。可如果配角性质的经济政策顾问膨胀成经济增长工程的操刀手,一个经济学家就可能会在升腾为“上帝”的同时陷入自我幻灭。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认知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因为其实多数人对此是有理解的。这里所说的认知是指能否把一般的知识特意地纳入理论逻辑,并进一步把它方法论化并变成自觉的思维,从而在所有的经济增长解释和其他经济分析中都能避免出现逻辑遗漏。或者说,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把握是一个“常识认识-纳入逻辑-方法论化”的三层认知过程。别人说完了你马上懂,根本不意味着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思维。实际上,在这个方法论问题上犯错误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是因为未能把谁都懂的常识彻底地固定在自己的分析逻辑里。

  罗默曾经激烈批评经济学中的数学误用和滥用,认为误用导致了滥用,人们对枯燥推导过程的冷漠又加剧了滥用。可实际上,即便经济学用对了数学也会有滥用,人们的冷漠也只不过是在显示过分数学化的参照型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上的局限而已。更明确地说,作为通过远离现实来把握现实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理论本来就无法避免数学滥用,不是数学家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不误用数学(且不去说数学包装的潜规则);新古典理论也只有用数学化的理论模型来压倒现实化的理论模型,才可能实现“低因果密度的模型”对“高因果密度的现实”的把握。所以,用正确的数学把现实的真问题掩盖掉,这才是真正的数学误用和滥用。这意味着,在新古典思维的支配下,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认知不是一个“是否有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把参照型理论转化为解释型理论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其《经济学规则》里说:“不要被数学吓到。经济学家运用数学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其实,构建数学化的参照型理论和构建现实化的解释型理论是不同的聪明,因参照型理论的思维惯性而把参照型理论当成解释型理论来用那才是真的不够聪明。

  对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困难的并不在于认为某个因素“最重要”或“也重要”,而在于逻辑地协调自己认为重要的各个因素,或者在各有道理的情况下逻辑地协调自己和他人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罗默的获奖理论“知识-教育-技术”与后续理论“创意-制度-人口”显然无法得到自我协调。例如,前者强调人力资本,后者强调制度创新,这就涉及“人力资本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协调问题;前者强调人口质量,后者强调人口数量,这也涉及哪个因素更为重要的问题;而如果因此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重要,那么,这种大杂烩式的综合就可能会因为面面俱到而完全取消了理论。还有,即便在特定的制度文化前提下强调技术创新,我们也面临着技术发展加速而经济增长率却降低的“生产率悖论”;这个悖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背后自然也包含着不同增长因素在重要性上的协调问题。

  迄今为止,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仍然无法解决各个重大因素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同理论依然自话自说,并因多元竞争的假象而让人心安理得的原因。可是,逻辑协调从来不是一个为尊重多元竞争而强调多元竞争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彻底性和现实迫切性的问题。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可能急需确立一种“要素边际推移”的新观念而展开一种新的理论综合。

  在“理论类型模糊”的问题上罗默并不是孤单的,本节将用经济学中的四个典型理论案例(假设现实性、效用最大化、需求定律、经济理性)来进一步解释本文提出的“理论三分法”的含义和重要性。

  第一个案例涉及弗里德曼的“预测至上论”。罗默提到“忽略了明显事实”的理论模型往往会引用弗里德曼的“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切实际”作为辩护。上文已经分析了,“忽略明显事实”是参照型理论通过简化去把握复杂现实的必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所提供的标准辩护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已经被证明是导致理论混乱的一个始作俑者。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被广为引用和争论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认为:我们不能用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来检验理论本身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给形式化的理论赋予经验含义,形式化的理论很可能也大多得益于经验(不排除灵感和想象),但理论是因为从假设推到结论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经验含义而成为理论的;如果理论的假设与现实条件相符合,理论的结论又与经验事实相一致,那么该理论就具有外在一致性;但重要的不是理论的外在一致性(如利润最大化假设与厂商的追求),而是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所规定的理论适用范围(如厂商的商业行为);理论结论符合所要面对的经验事实,整个理论在特定范围内具备预测能力,才是检验理论好坏的关键。

  弗里德曼强调两点: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比经验内容更重要,理论的预测能力比假设的现实性更重要。弗里德曼对理论假设现实性的轻视招来了普遍的不满,但几乎所有批评都没有击中弗里德曼的弱点。按照本文的“理论三分法”,经济学理论有参照型理论、解释型理论、政策型理论之分,对这三种类型的理论来说,理论的内在一致性确实比经验内容更重要,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确实是理论本身的第一生命。但是,不同类型的理论对假设的现实性却有不同的要求,参照型理论(如一般均衡论)的假设无须具有现实性,但解释型理论(如行为经济学)和政策型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的假设却必须具有现实性。

  在预测能力方面(包括趋势预测和精细预测),人们对不同类型的理论会有不同的期望。参照型理论的功用在于提供分析的逻辑基点和理想参照,故人们对其预测能力的要求并不高,即便它具有预测力也不值得夸耀(停摆的钟一天也能对两回),而人们对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的预测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理论的预测能力面临不确定性的本质规定,理论预测力往往受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并且预测失败是更普遍的现象(否则人就成上帝了)。所以,参照型理论的基点作用比预测力更重要,解释型理论的解释力比预测力更重要(尽管预测力强的理论会更有竞争力),而政策型理论的利害偏向则比预测力更重要。

  总之,弗里德曼的“预测至上论”由于忽视了理论的不同类型而夸大了预测力的重要,贬低了假设的现实性对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的要求,最终导致了与假设现实性、解释力、预测力相关的讨论陷入混乱。把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看成“工具主义”也只有在参照型理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解释型理论要求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工具主义”。另外,那些一直在批评经济学理论前提假设不现实的人特别需要理解这个“理论三分法”,以避免对参照型理论进行没完没了的误读和批评。经济学的底层理论就是当参照用的,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通过放宽理论假设(如科斯定理中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发展而来的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

  第二个案例涉及经济学最基础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在消费者理论中,效用最大化指的是既定收入下的多种消费选择均衡,即个人通过多物品综合选择的边际效用均等化去实现既定收入下的效用最大化。如果用A1、B1、C1表示多种效用物,那么,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就是总量不同的A1、B1、C1在增量上的效用相同。显然,效用最大化是参照型理论,不是解释型或政策型理论。它假定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无交易费用,这些都是分析消费选择的有用出发点和参照点,因为完全抛开参照去理解消费选择的做法只会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

  在经济学的解释型理论里,效用最大化会被加入修正条件,最常见的两个修正是:加入预期及不确定性(涉及理性、麦当劳人造肉汉堡 人造肉概念股周五异动拉,信息、交易成本),扩大效用概念的含义(涉及物质效用之外的精神效用和情感效用)。由于效用最大化本身的结果论含义,第一个修正之后,它对现实的解释还是可能不对。因为,A1、B1、C1是多个效用物,但在A里可能有A1、A2、A3多个备选,为什么是A1被选中呢?参照型理论的解释是,个人知道A1的结果效用最高;解释型理论的解释是,个人在有限理性下知道A1的预期结果效用最高。然而,结果论的思维考虑的是决策的结果效用,不考虑决策本身所可能具有的效用,可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在家庭或社会中的决策本身可能具有极高的效用,这就是“谁说了算”的效用,即实现个人意志的精神效用和情感效用(第二个修正)。

  个人意志自然不从属于有限理性的范畴,有限理性涉及结果的计算和预期的理智限制,个人意志涉及的是可能包含结果的当下满足或意志实现,它是包括并超越了理性限定的个人追求。所以,从现实和解释型理论的角度看,人的行为不再单单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意志最大化。这里,还要注意区分追求意志最大化与实现这个意志最大化。意志一词借用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及尼采的“权力意志”两个含义,生命意志比权力意志少一些人际优势含义。人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追求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含义的分配优势。总之,意志最大化才是真正符合现实逻辑的人的基本行为假设,但是,这并不妨碍效用最大化成为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标准假设,这当然也是批评这个假设的人所要注意的。

  第三个案例涉及“需求定律”的有效性问题。需求定律说的是,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商品的价格低需求量就高,价格高需求量就低(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斜率为负)。显然,需求定律是典型的参照型理论,因为“其他因素不变”就是典型的非现实假设,是简化分析,只看需求者代价,不看替代品价格、需求者收入以及需求迫切性与多样性的参照起点。所以,如果有人从“需求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商品供求,供求是因、价格是果”去批评需求定律,那就完全文不对题,因为这是在拿解释型理论去要求一个参照型理论。

  需求定律在与假设对应的范围内,其实已经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过,“吉芬商品”确实是需求定律的反例:在特定情况下,土豆的价格上升会引起需求量的增加而不是下降,因为土豆价格上升会有强收入效应,穷人会因此少买肉而多买土豆为主食。某些炫耀商品或“凡勃伦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也上升,因为富人愿意花更大代价购买社会羡慕(投机品也因阶段性涨价预期而类似)。很明显,如果考虑了收入和需求迫切性与多样性,参照型理论就已经通过假设的变动而被修正为解释型理论,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因此扩大。这就不是区别“意图需求”与“实际需求”或区别心理规律(不可证伪)与实际规律(可以证伪)的问题,也不是它因隐含“价格外生论”而有误的问题了。

  可见,如果不能从“理论三分法”的角度看问题,就经常会犯两类错误:一是改动参照型理论的前提假设(如把价格外生改为价格内生),然后说这个参照型理论不成立。二是把参照型理论当成解释型理论,不改变假设就拿来生硬分析和解释现实(如硬说现实中的价格是外生的)。“理论三分法”如此简单和清晰,但许多参与讨论需求定律的对错和验证问题的中外经济学家都不能如此去看问题,这表明这个分类学思维的重要性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

  最后,第四个案例涉及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不现实,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概念确实是理想参照性质的,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学除了有参照型的理性概念,也存在解释型的理性概念。要完整地理解经济学的理性概念,就必须理解以下五个方面:

  (1)像阿尔钦那样区分事前理性与事后理性。事前理性是主体采用过程标准进行判断的理性,事后理性是评论者采用结果标准进行判断的理性,事后理性是不能用于解释主体行为过程中所面临的局限的;事前理性偏向于有限理性,事后理性偏向于无限理性。

  (2)避免拿社会理性去完全否定个人理性。社会理性偏向于社会标准,个人理性偏向于个人标准,不能拿社会客观完全否定个人主观,社会应该为个人偏好留有余地,特别是要考虑西蒙所说的个人的有限理性。

  (3)像贝克尔那样把利他主义包括在个人精神自利的范围内。利他也是一种自我满足,行为主义者所说的“强互惠”并没有超出理性的范围,理性是个体-群体演化博弈意义上的理性;行为经济学对经济理性的批评并不完全成立,行为主义是把参照型的理性概念发展成为一种解释型概念的典型案例,认为行为主义将成为经济学的未来,显然是误读了经济学的整体理论结构。

  (4)避免拿静态的抽象理性来否定动态的情景理性。理性不仅涉及事前事后、群体个体、利己利他,还涉及财富状态、环境状态、动态分配状态、制度文化状态等。

  (5)确立解释型理性与参照型理性的观念。事前理性、个体理性、利他理性、动态理性偏向于解释型理性,而事后理性、集体理性、利己理性、静态理性偏向于参照型理性;这两类理性都有自己的意义和局限,不可偏废或夸大任何一类。有了这种总体把握,就能够避免总是从完全理性的假设去批评经济学,似乎经济学只有参照型理论而未能发展出解释型理论。

  另外,理性概念可以只涉及利益而无须引入公平,广义利益可以涉及初始分配与未来分配,还可能涉及相关各方的财富状态、环境状态、安全考虑等等。在常识里,理性是一个结果概念,如果超越常识,会发现用理性和非理性进行事前分析存在本质性的困难。常识性结果论的缺陷在于,它在进行事前分析时,往往暗中套上一个仿佛已经知道的长期结果。马克思和巴菲特的价值论(社会必要劳动、内在价值)都碰到结果论的困境,当然,布坎南的“一致同意”过程论也有困境(过程也可能包含某种结果的知识),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微妙。

  理性还可以有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分,训练理性与非训练理性之分,设计理性与非设计理性之分。但是,事前事后理性依然是最基本的,事后理性是指按照某种结果标准来衡量的理性,因此事后理性也是结果论理性。人在事前一般都按照自己的情景确定行为,即便知道社会或别人的结果标准也未必会照办,这个事前理性就是有限理性,而事后理性暗含一种无限理性的观念,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观念。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曾被批评为同义反复,适者则生存,生存的即是适者,故整个逻辑接近于事后理性。短期、长期理性说的是有某种客观标准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训练、非训练理性说的是是否用某种合意的结果来训练人们照办;而设计、非设计理性(哈耶克用语)则是指是否包含政治强制的客观工程设计。

  新古典理论是经济学的根基,因此经济学家特别容易中结果论的毒,一切都从主体似有似无的参照型理论去思考问题,不少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往往是缺乏自我意识的。但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里也很普遍,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包含主体似有似无的幻觉。按布坎南的说法,方法论也许不能干出什么,但它至少能让你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如果从主体思维出发,就不容易陷入客观主义结果论。不过,主体思维也要反思,不能主观相对主义化,不能完全排除结果对过程的影响(“布坎南陷阱”)。经验反过来可能成为过程的参照,这个事实可以被用于控制各种外部性事件(如金融危机)。“市场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已经被证明可能出大的外部性问题,但是,政府的公共决策也是一个自利过程,干预也可能搞乱市场。可见,过程理性与结果理性最后都归结为演化博弈了。

  纷繁多面的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人们对这个社会是如何理解和增进理解的呢?有两种方法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种方法是对社会进行一些不完全现实的假设,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一些把握现实的因果性或描述性的理论框架;第二种方法是强调某些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并在忽略或暂时忽略其他所有因素的情况下确立一些把握现实的因果性或描述性的理论框架。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近代以来的学科分立发展就是在不同的社会侧面运用这两种方法的结果。

  按照这两种方法去理解社会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既然谁也无法完全把握住哪怕仅仅是社会的某个侧面,既然我们只能从不完全现实的假设和强调个别因素这两种方式去逼近真相,那么,增进对社会的理解就可以通过相应的两种方式或两者的某种混合来实现:逐步增加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探索和发现被暂时忽略的更重大因素并不断进行综合。

  学术进步的要点不是去抽象地说“谁也不会全对”,而是要按公共逻辑规则具体地说出“到底错在哪里”。仅就基本方法而言,前人按照这两种方法构建的理论模型都不可能是全错的。我们只是在采用了更加现实的假设,或者发现了更重要的因素,并证明了新的理论确实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之后,才可以说前人的理论是存在局限的,或者说前人的理论在某个环节上完全错误。同样,后人也可能按相似的方式提出新理论而扬弃现在的理论。

  但是,人们在强调自己的进步和正确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走向过分否定前人的四个极端:(1)把基本方法论带来的必然局限或基本假设的有限适用范围当成错误(如罗默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批评)。(2)在忽略前人的理论假设已经被改进的基础上,片面地抓住某个问题而把自己的经验研究当成一种理论革命(如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3)忽视前人理论的参照意义和为后人提供前进基础的作用(如许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4)不能把前人所强调的因素当成自己在发现更重大因素或进行理论综合时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提示。

  可以说,对现代经济学的很多批评,都是上述前三种极端的表现。本文从一种经济学的“理论三分法”入手,通过分析罗默的《宏观经济学困境》和“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四个典型理论案例,希望能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经济学的整体理论及其应用,也希望人们能因此避免很多对经济学的无的放矢的批评,更好地促进理论发展。

  就罗默批评宏观经济学的反现实和滥用数学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反现实和滥用数学,而是经济学的参照型理论(包括他的“内生增长理论”)很难不反现实和滥用数学。如果反现实和滥用数学是一种“恶”,那也是参照型理论为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提供起点的一种必要的“恶”。

  当沉溺于参照型理论(且未能转换为解释型和政策型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对解释现实和提供对策显得过分自信时,那就应该马上让他们重温一下那个暴露“参照型思维”的著名笑线年德布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一些记者去找他,想知道他对经济走向有何看法。据说他想了一会后说:“假设一个经济体里有n个商品和m个消费者”。

  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上,偏重数据实证而忽视逻辑实证的倾向,很可能已经妨碍了我们通过确立一种“要素边际推移”的观念去进行一种真正的理论综合。罗默对宏观经济学和数学滥用的不满,实际上是一种对参照型理论太多而解释型理论太少的不满,但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和学术传统的惯性,他自己的研究其实是在强化而不是在突破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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